天津消防开发支队特勤队，是整个天津公安部队中人数较多、装备精良的队伍之一，故称“特勤队”。在此次瑞海公司火灾发生后，消防开发支队特勤队是第一时间内第二支到达现场的增援消防队伍。
“执行总队的命令，那天夜里我们出动了4辆消防战斗车。”特勤队文书廖健丞接受采访时说。
烈士江泽国，就是这个特勤队的最高指挥员。特勤队在消防支队的编制系列中有点“特别”，它既不是营级单位，又似乎比中队级消防队要“加强”些，所以身为消防支队司令部政治协理员的少校警官江泽国，属于“下派”干部。支队长官告诉我，江泽国是2014年通过了支队营职干部“双考”后被任命为支队司令部政治协理员的，此时开发支队特勤队由于人员变动，急需一名年富力强、有丰富基层经验的干部去主政。江泽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向领导提出到特勤队的请求。
“在很多人做梦都想往上处走的时代，江泽国却主动往下走，仅凭这一点，他的思想境界就值得我们学习。”战友们这样评价烈士。
在天津港大爆炸传出大量消防队员伤亡的消息后，社会上有诸多质疑，其中比较多的一个便是：当官的为什么瞎指挥？为什么明知那么危险还要让消防战士们往前冲？这种议论乍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也够有“同情心”的。其实不然。首先是当官的有没有“瞎指挥”，其次是“当官的”是不是在爆炸来临之时还让消防战士往前冲？老实说，最初时，我也脑子里闪过一念，也曾怨恨过谁在“瞎指挥”，但后来，尤其是进行深入采访、与现场亲历者面对面交谈之后，彻底改变了我的一些不正确的臆想。
我们还是来听听亲历者是怎样讲述现场发生的那些永远不会闪现在镜头里的人和事吧——
首先是在这场大火灾中，所有一线指挥员都毫无例外地冲到了最前线，甚至是第二线的更高一级的消防指挥员比如天津公安消防总队的领导们、比如身在北京的公安部消防局主要领导，同样毫无例外地在大爆炸一两个小时之内到达了爆炸现场。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下面的篇章中会有许多情节中无法避开地讲述他们——尽管天津消防总队和公安部消防局的领导一再叮嘱我“要多宣传牺牲的烈士和基层消防队员”、“尽量不要出现我们的名字”等话，但有些关键情节我无法避开他们，否则就会出现整个现场情况的“中断”。其次，我可以明白清楚地告诉所有想了解此次大爆炸现场的人：当时冲在爆炸现场最前面的基本上都是一线消防队的指挥员。其三，这是一场当时谁都不清楚里面到底是啥东西在燃烧而引发的大爆炸，即使如此，现场的指挥员们仍然因为他们的果断、专业和及时的处置，使得消防队员的伤亡减少了许多——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江泽国，作为增援部队中的一支“铁军”的最高指挥官的牺牲，其本身就是一个说明。
在特勤队，官兵们称江泽国为教导员或指导员，因为在基层中队官兵们不习惯叫他的正式头衔——政治协理员，这个官衔是司令部机关的。江泽国喜欢跟战士们打成一片，喜欢带着战士们在抢险灭火的一线战斗。“跟我上！”“听我指挥！”特勤队的官兵熟悉江泽国这种特有的“江式命令”。2012年“平安夜”那晚，位于滨海新区的戴斯碧海湾酒店百乐门娱乐会所发生火灾，江泽国带了8辆消防车第一时间到达，连续进行了数小时与大火的殊死搏杀，最终将火情压住并彻底熄灭。让官兵和当地群众记忆犹深的是，在灭火中间，现场群众反映说大火中仍有一名人员被困时，江泽国当机立断，对身边的三名消防队员一挥手：“跟我上！”只见他带着战友顶着浓烟烈火，强行闯入火场120余米，经过十几分钟的艰苦搜索，最终在一个办公室内将处在极度危险中的被困人员成功救出。江泽国是第一个冲进去、也是最后一个从火里跳出来的人。
“8·12”深夜发生在滨海新区的这场大爆炸现场，江泽国率领特勤队的四辆消防车因为路程关系，是第二支第一时间内到达火灾现场的增援消防队伍。
从营地出发，到火场、再到江泽国牺牲的时间先后也就是三四十分钟。这期间，与江泽国在一起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名听到和看到江泽国在爆炸现场说什么、干什么的人，是特勤队指挥车上的火场文书廖健丞。
10月15日下午，我见到了仍在养伤之中的廖健丞。他讲述了特勤队和江泽国在现场的珍贵细节：
“总队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单上没有明确的火灾发生地的详细地址，我们从营房出发后马上跟报警人联系，他说在五大街发生火灾。就在这时，我手持的移动电台里听到八大街中队的人在说，火灾是在七号卡门那个方向。我们赶紧往目的地急驶而去。”廖健丞说，“到那里后，江指挥就让我跟着他前往火场侦察火情。当时我们看到的火很大。江指挥走在我的前面，也许看到火势太大或是他觉得先前赶来的消防力量不够使，便转身对我说：‘你去领指挥车往前一点。’我一声‘是’后，赶紧往回走，随后带着指挥车往里开，大约距火场中心地一百来米。这时江指挥就命令：把水枪架起来。可在架枪之际，又发现火势实在太大，水枪起不了多少作用。‘改用车载水炮！’江指挥又命令道。于是我们的战斗队又改用车载水炮，车上的人都在车下面观察水炮的射击状态。就在这个时候，江指挥一边看着水炮的喷射情况，一边在观察前面的火情，突然急促地转头跟我说：‘小廖，情况不太对劲！你赶紧让后面的人和车辆往后撤一点……’没等我说‘是’，他自己则又朝前面火场走去，我知道他是继续想侦察清楚火情。跟随江指挥无数次出勤参战，我知道情况变得紧急了，便赶紧往火场的相反方向跑，想把江指挥的‘后撤’命令迅速传达执行。哪知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大爆炸响起了……”
说到这里，年轻的小伙子低下头。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反正我被炸飞了……”廖健丞说，“当时我趴在地上，有意识，但人动不了。想站起来却根本动不了。就在这时，第二次大爆炸响起了，又把我炸飞了！”
“好奇怪呀。这次更猛烈的爆炸，竟然把我炸得能站立了起来！”廖健丞讲了个不可思议的情况，连他自己一直不敢相信。“我感觉天地都是烘热烘热的。眼睛睁不开，更看不到现场是什么。我摸着瞎喊：‘有没人啊？’没有人回答我。我试着走了两步。感觉脚下好像有物，便使劲扒开眼皮，露出一条缝。发现是第二辆车上的战士王林。
他肯定也受伤了，但我看不清他。他见我不能走路，不认方向，便牵着我，拉着我往外走。不一会儿，见到了跟我都在第一辆车上的司机仝风江。他的伤非常重。上衣还穿着，但消防战斗服和脚上的靴子没了，所以腿脚烧伤很严重。我们就这样继续往前探路，寻找死里逃生的路。我们又遇见第三辆车的战友王录雨和第二辆车的邓海斌。他们也伤得不轻，个个满身挂彩，血流满面。我问他们‘知道往哪儿走吗？’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说：四周的集装箱乱成一片，但毕竟它比我们肉躯身子经得起摔砸，先找个好一点的集装箱躲一躲吧！仝风江挑了一个结实一点的集装箱就先钻了进去，我们随后也跟着躲了进去。但进去以后也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集装箱被不知何处飞来的火球、杂物砸得哐哐响，像落在我们头上一样。我就问谁的手机还在？有人就马上塞来一个手机。我就让王录雨拨119和120，很长时间后总算通了，我们像找到救星似的拼命喊着‘赶紧来救我们’！对方问我们在哪里？我们哪知道在哪里！算我平时当文书见识多一点吧！我就说：你们不是可以用卫星定位找到我们吗？那时候求生是唯一的，脑子里蹦出一个好主意就是捡回一条命。没过多久，还真就有人来营救我们了，是我们自己支队的战友。
见到他们的那一刻，我们几个都哭了——那是庆幸活下来的激动的眼泪……后来我们就被抬上了支队的特警车，一直被拉到了泰达医院，又径直进了重症室。我不知道其他人到底哪天醒过来的，反正我是第四天眼睛才能睁开，双眼是被掺和着化学毒物的烈火灼伤的……”伤愈后的廖健丞在讲述那一夜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时，平静得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唉，现在我只要一合上眼，耳边就会响起江泽国指挥在火场命令我的那句话：‘小廖，情况不太对劲！你赶紧让后面的人和车辆往后撤一点……’我内心真的很自责，假如当时我以最快的速度将江指挥的命令传达到后面的战友，或者假如我当时拉着他一起离开火场往后撤……那有多好啊！唉！”
小伙子说到这里，突然戛然止言，一个劲地叹气。
“这不是你的错。”在我用手轻轻放到他肩上的那一瞬，我见廖健丞的耳朵、后脖和后脑毛发间尽是被石粒子或其他什么东西所砸出的疤凹。我试着摸摸其伤处和那条骨折过的腿，问他：“还疼吗？”
小伙子摇摇头，沉默不言，忽然又抬起头，告诉我：“我们是消防特勤队，每次跟着江指挥总是冲在别的队伍前面，所以若有牺牲，我们总是最多，这次更不例外。江指挥带领下的特勤队第一辆车上，连我共8个人，牺牲了5位，除了江指挥外，还有李远航、宁子默、陈博文和林海明。这几个人中，就林海明年岁大一些，他是我们班长，去年才结婚，林班长牺牲时，我们的嫂子怀孕才三四个月。李远航、宁子默、陈博文，分别是1994年、1995年和1996年出生，陈博文从入伍到牺牲，总共才穿了320天的警装。他们牺牲得都很壮烈，后来发现他们的尸体时，没有一个是背着火场的，都很英勇……”
现在，这位因指挥员江泽国的一句话而从大爆炸现场捡回一条命的消防队员已经将自己的“生日”定在“8月12日”，以铭记救他一命的江泽国和其他牺牲的战友。从廖健丞口中，我还知道了当时与他一起在第一辆车上的另外两位战友仝风江和董志雄仍在医院治疗（我采访时），他们的伤势非常重，也是捡回的命。
在特勤队，因江泽国而在大爆炸现场捡回命的不止廖健丞三人，还有一位叫唐明，他是特勤队的中队长。平时他与江泽国交替着在第一辆指挥车上执勤。“‘8·12’这一次正好是江泽国，而如果不是他就一定是我……”
2002年入伍的唐明中队长是天津本地人，是个训练有素的指挥员。消防车队到达现场时，他指挥的第三辆车与第二辆车同江泽国所在的指挥车之间有一个拐角，直线距离很近，中间隔着马路和一条绿化带。从指挥角度，他们成为独立的一个单元队伍。这时，消防队员根据各自的作战安排，忙着寻找水栓和架设水带，由于火场范围比较大，现场消防队来的有好几个，唐明感觉有些乱，尤其是见自己车上的班长尹艳荣正在往前面走时，便立即制止其余队员：“你们不要乱跑了！”他的这一声喝令，救下了其余消防员——就在剩余的队员停留在车子后面的那一瞬间，大爆炸发生了……
“第一次爆响时，我们几个一起趴在车边，正好车子挡住了爆炸的冲击波，所以爆炸后我们几个还完好无损地挤在一个地方。”唐明说，“但也就是转眼的工夫，第二次大爆炸响了！我感觉像是地面上突然掀起一阵巨大的气浪，把人悬了起来，后来就不省人事了……”
“我醒来时，发现身边没有一个人。所以就拼命地喊：‘特勤队的人在哪？’没有人回答。我又喊：‘还有人吗？’”唐明说。
“中队长，我还在。杨秉霏……”现场终于有人回应唐明。
“我见一个‘火人’——浑身上下都在着火，脸全是黑的，头顶上也在冒烟……他说他是杨秉霏，我有些不敢相信。但走近一看，确实是杨秉霏，我的副中队长。”
“别管我了，你去找找他们吧！”杨秉霏伤得很重，他推开唐明，说。
“那不行！你根本走不了路，站在这里太危险！先躲一躲再说。”唐明拉着杨秉霏，躲进五六米处的一个集装箱内。
哐！咚——集装箱的铁皮上不时响起阵阵震耳欲聋的火球狂砸声。
一段时间后，唐明觉得集装箱外壳被砸的声响不像刚才击鼓般密集了，于是就扶着杨秉霏钻出集装箱，开始向外摸着行走。
“现场一片漆黑，走路只能借着那些正在燃烧的汽车什么的亮光。回头再看看满头是血的杨秉霏，感觉他有些支撑不下去了，于是我就想到了我们消防车上的呼吸器……”唐明说，“当时现场应该有不少消防车，除了我们中队的外，至少应该有十几辆消防车，但多数被爆炸烧得面目全非。好不容易见一辆烧得不太厉害的消防车，我就上去从后排座位底下找出了一台呼吸器。在这个烟雾弥漫的爆炸现场，有台呼吸器无疑是救了我们一命，特别是对伤势极其严重的杨秉霏而言。”
“中队长拉着我往外走的那段路程，我感觉像是走了回万里长征……太长、太艰苦了！”副队长杨秉霏接受我采访时这样回忆说。
杨秉霏拿出一张他在医院养伤时的照片——那具被白纱布绑裹得严严实实的“白色木乃伊”，看上去颇为恐怖。“在医院住了45天才算基本恢复。”杨秉霏说。
“其实当时在爆炸现场看到的惨景，我就立即意识到我们的战友肯定有很严重的伤亡。扶着满头是血的杨秉霏往外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必须把活着的战友照顾好的决心，再不能出现第二次伤亡。杨秉霏不仅是我的副中队长，更是我们中队留存下来的战斗种子，活下来的人都应该是中队最宝贵的种子，我是中队长，我必须给他们最好的保护，绝不允许再有任何伤亡了……”这份“保留战斗火种”的信仰，支撑着这位同样身负重伤的消防中队长继续在现场指挥，帮助了一个又一个的受伤的消防队员离开死亡线……
第二辆车的战斗员刘荣龙过来了。他是扶着另一位已经不能走路的战友王林一起从爆炸现场走出来的；刘荣龙很了不起，除了他救起了自己中队的战友外，还将其他中队的一位全身烧伤的消防队员背出火场，送上一辆私家汽车。“后来我才听说那名伤员叫岩强，是三大街中队的，特高兴。”从刘荣龙的嘴里又一次听说了“岩强”这个名字。
另一位中队消防员高志刚过来了。他摇摇晃晃走过来时，身上还带着一团团火……
“我们都是特勤队活下来的，我们必须好端端地走出去！必须！”唐明用尽力气鼓励大家，因为他是中队长。
后来医生给唐明检查：发现他除了双耳穿孔、左脸和身上多处灼伤外，右胸的几根肋骨被折断。
特勤队无愧是一支英雄的铁军。“8·12”那天出勤的消防队员中，除江泽国等七人英勇牺牲外，其余人都不同程度地负伤，刚从医院出来的高志刚从手机里调出一张他受伤时的照片给我看——“够吓人！”我只说了三个字，赶紧让他把手机收起来，而我知道，高志刚是全特勤队参战消防队员中受伤比较轻的一个。
在三大街中队，我见到了那个40天后才醒过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