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药学（亦称本草学）的起源，可追溯到“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滋味”的史前时代。东汉辑成的《神农本草经》标志着传统药学的确立；晋代陶宏景的《本草经集注》建构起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理论模式；到唐代，官方编撰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迎来了药学研究的繁荣时期。
而宋以前的本草，一般只是朴实地记载药物功能主治，不附处方，医生在学习和使用时还需重检方药，极为不便。而《证类本草》采录了经典医著和历代名医方论，搜集大量单方、验方，共约三千余条，分别载入有关药物项下，使学者开卷之后能一览用途用法。在体例上也做了不少革新，如将药物理论和药物图谱汇编成一书；对古书作了许多文字修订及续添、增补等。
《证类本草》重视药材产地，所记产地计有一百四十多处，较唐代孙思邈所记的“其出药地凡一百三十三州”情况有所发展。由于唐慎微生长在药材之乡的四川，又能虚心地向他人包括自己的病人学习，因此他对四川产地药材记载尤为详实，如戎州（今宜宾市）产巴豆；梓州（今三台县）、龙州（今平武、江油县）产附子、川楝子、猪苓；茂州（今茂县）、眉州（今眉山县）产独活、升麻、决明子、使君子等。
《证类本草》载药一千六百种，其中新添药物就有五百种，较前世本草大有突破。该书对药物形态、真伪、炮制和具体用法等药物知识，兼收并蓄、汇编一体，使人开卷了然。
《证类本草》除引用《神农本草经》等历代本草医书外，还广泛搜集了古代的经史、笔记和文集等有关药物的记载，故后世已经失传和散佚的古书，也可从其引文中略窥梗概。
《证类本草》集秦汉到北宋药学之大成的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使用价值和文献价值。问世后，历朝修刊，并数次作为国家法定本草颁行，沿用五百多年。由于其内容丰富而全面，《证类本草》也成为后世各类本草著作的基础，李时珍就以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蓝本，编撰了传统药学的巅峰之作——《本草纲目》。李时珍称赞唐慎微：“学识博，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皆其功也。”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说：“中国十二三世纪的《证类本草》要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早期欧洲的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作为北宋本草的杰出代表，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水平。而唐慎微作为一位民间医生，依靠个人的力量，独立完成了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不能不说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